一、近代百年世界之變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力迅速崛起的美國確立了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世界進入美蘇兩極爭霸的冷戰格局。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進入以美國為主導的“一超多強”多極化格局。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成為世界發展進程中一顆璀璨明星，世界格局也因之展現新面貌。
（一）新興經濟體的冉冉升起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也真正意義上融入了世界。年均8%—10%的GDP增速使中國綜合經濟實力迅猛提升。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總額第一大國，服務貿易總額第二大國，2020年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2019年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超過16%，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根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預測，中國將在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同時，印度憑借獨特的自然條件和人力資源優勢以及莫迪政府近年來的改革，GDP年均增速穩定在5%—7%，到2030年有望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市場匯率計算，屆時世界經濟前五強將依次為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和德國。新興經濟體中的印度尼西亞、巴西、俄羅斯、墨西哥、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經濟排名將有所上升，發展中國家占世界GDP的比重將由2015年的46%上升到2030年的66%。
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廉價勞動力優勢強化了資本、生產和貿易由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的轉移，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快速成長。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世界政治經濟大格局中冉冉升起，成為重塑國際秩序的重要推動力量。
（二）新自由世界秩序的式微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了本輪經濟全球化。然而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與西方聯軍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2016年特朗普和歐洲多國右翼候選人當選，民粹主義大行其道。新自由世界秩序遭遇重大挑戰，面臨重創危機。
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集中爆發。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價值觀和基本信念等方面正發生嚴重的政治分歧，共和黨以基督教白人宗教群體為政治基本盤，而民主黨力圖以文化多元主義來擴大其影響力。美國經濟總量的比較優勢走弱，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從2000年的30%下降至2018年的24%，美國經濟總量與中國的比值由2000年的9：1降至2018年的1.47:1。美國貧富懸殊和階層固化加劇，收入差距擴大使中產階級規模萎縮，“鐵銹地帶”和“老白男”失業人群大量出現，機會不平等增強了跨階層社會流動的難度。美國族裔結構變化引發種族矛盾，從歐洲裔白人“嬰兒潮”到多族裔人口共存結構之變引發主體族裔深重危機感和少數族裔不公平感，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全美多地抗議大游行就是生動案例。美國文化認同的分裂在加劇，盎格魯—新教文化認同與自由和文化多元主義的對立引發美國文化沖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是多元文化主義的勝利，而反墮胎法案的通過則是傳統新教文化的成功反擊。
歐洲也面臨著債務危機、難民潮、英國脫歐等問題。2009年希臘政府財政狀況惡化導致希臘主權信用危機，并相繼引發葡萄牙西班牙等其他歐盟國家債務危機、歐元大幅貶值等，歐盟區域經濟復蘇前景黯淡。歐債危機暴露出歐央行統一行使貨幣政策與各國分散的財政政策不協調的制度性缺陷和歐盟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難題。正是因為各國對歐盟的政策和利益訴求不一致，歐盟內部產生了分歧，英國開始尋求退出歐盟，并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脫歐，歐盟政治經濟環境受到較大影響，也削弱了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歐洲一體化進程受阻。2011年敘利亞、利比亞爆發內戰，2014年“伊斯蘭國”異軍突起，中東北非出現大量難民。接近百萬難民涌入地理上與中東北非接近的歐洲，歐洲社會承受巨大壓力。歐洲本土居民生存空間壓縮，外來難民短時間內很難融入歐洲社會，兩大宗教文化直接正面碰撞，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和優厚的社會保障福利受到沖擊，這一系列問題對歐洲社會都是個重大考驗。
（三）全球性治理能力赤字
工業革命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繁榮，但是大量能源資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也引發了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氣候變化可能造成冰川消融、永久凍土層融化、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洪澇災害增加等，對人類生存環境、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平衡帶來巨大壓力。面對共同挑戰，國際社會就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計劃達成共識，取得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等制度成果。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計劃中的經濟利益和發展空間矛盾使國際社會的合作應對面臨不少困難。美國減排計劃落實不力，并退出《巴黎協定》，回避重大科學問題，給全球氣候治理蒙上陰影。全球氣候治理呼喚更加科學合理和開放包容的應對機制。
貧困是對個體生存的重大挑戰，也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據世界銀行2018年貧困報告顯示，1990年至2015年全球減貧進展明顯，極端貧困率降至10%，但是部分地區貧困問題根深蒂固、最貧困40%人口的收入停滯甚至倒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2.78億增加至2015年的4.13億，人口基數大的南亞地區貧困人口數量依然巨大。近年來世界減貧速度因全球經濟不振而呈下降趨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發，世界經濟大衰退，實現全球極端貧困率2030年降至3%的目標顯得困難重重。人類社會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消除貧困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國際社會需要一道為減少貧富差距、消除絕對貧困共同努力。
和平穩定的世界局勢并不總是一汪清泉，動蕩沖突、危機挑戰常常伺機興風作浪。美國悍然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時常交戰、中東國家內部常年戰火紛飛、伊朗核試驗觸動美國神經、南北朝鮮動輒劍拔弩張、恐怖主義如影隨行……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美蘇冷戰陰云籠罩下走出的人們太需要一個和平安寧的世界。怎樣構建世界多極化發展格局，遏制單邊和霸權主義，推動各國平等相處、合作共贏、共享發展，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也是擺在國際社會面前的重大課題。
二、大變局的動力探索
（一）生產力的進步
第一次工業革命將人類帶入了蒸汽時代，機器生產逐漸代替純手工勞動，農耕階級開始消失，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開始壯大。第二次工業革命以電力的發明為代表，人類進入電氣時代，電力驅動取代蒸汽動力，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大大增強。以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則將人類領入“信息化”時代，信息成為重要生產要素，人類社會生活發生重要變革。“工業4.0”被看成第四次工業革命，它以人工智能、5G、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為代表，低延時的萬物互聯的智能制造將是未來生產領域新方向，人類有望步入智能時代。每次工業革命推動社會生產力極大進步的同時，加速了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等上層建筑的變革，也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核心技術國與外圍技術國發展的差距、實力的懸殊，從而無形中引發世界大格局的變化。
（二）國家力量的競爭
世界局勢變化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醞釀于國家力量的此消彼長中。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建立君主立憲制，率先完成工業化革命，并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迎來“日不落帝國”時代。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憑借電機電力等技術方面的巨大領先，經濟出現跳躍式增長，二戰前趕超英法，崛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美國日本也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契機迅速成長，尤其是美國利用技術窗口期、國內市場和資本優勢成為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第三次工業革命則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差距進一步擴大，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達國家則專注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資本主義各國之間、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使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三）國際制度的調整
國際制度是維護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撐，也是國家間權利和利益均衡的產物。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將歐洲從教會皇權中解脫出來，承認國家主權的崇高地位。一戰后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突破歐洲權勢大國范疇，美國開始參與主導戰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為第一個全球性國際體系，并建立了國際聯盟。二戰后成立的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制度則為今天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每次國際制度變遷的背后都能看到大國主導和各國力量博弈的影子，也正是通過國際制度的動態調整，全球化價值鏈上各國合作的結構性矛盾才能有效緩解，比如今天在國際經貿規則中新興經濟體謀求與自身發展實力相匹配的影響力，這也是推動世界大變局的重要變量。
三、大變局下的中國未來
（一）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世界市場萎縮，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我們要加快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
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和疫情的持續影響，我們要落實做細“六穩”“六保”工作部署，穩住經濟基本盤，兜住經濟社會發展底線。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充分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和發揮財政政策作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保障基本民生，拉動消費，補短鏈、鍛長鏈，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
堅持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搶占第四次工業革命新機遇，我們要加大科研攻關投入，尤其是基礎研究領域，力爭在“卡脖子”技術上突破國外封鎖，比如現階段芯片制造中的光刻機技術等。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構建完善激勵科學轉化為技術的體制機制，推進科創中心、孵化器、加速器等專業轉化機構的快速成長。發揮資本市場對科創成果規模生產的促進作用，利用好科創板注冊融資為企業賦予充足生產動能，從而形成規模化效應。
堅定不移改革開放釋放發展潛力。面對新挑戰，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擴大開放。用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梗阻，用政策性創新成果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比如深化要素市場配置改革促進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極大地釋放了當下中國發展潛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發揮中國龐大市場規模的虹吸效應，吸引外資、商品、技術源源不斷流入，也借機補鏈穩鏈強鏈，增加中國在世界經貿領域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二）積極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
周邊關系是中國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一個穩定和平的周邊環境是中國經濟發展繁榮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尤其在美國挑起對中國戰略對抗的當下，我們更要積極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
引導周邊開放經濟體系建設完善，推動“一帶一路”在周邊取得更多務實成果、發揮亞投行對周邊發展的投資帶動作用、深化瀾湄六國合作、提升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質量、完成16國RECP協定、構建亞太自貿區等。
承擔帶動周邊共同發展的責任，加大從周邊國家的進口和對周邊國家的投資，分享中國發展和治理經驗，幫助周邊國家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扶貧減貧，選擇適合自己的產業模式，發展外向型經濟，融入地區價值鏈條。
積極構建和諧的周邊區域關系，以“親、誠、惠、容”的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做好周邊外交工作，讓周邊弱國感受到中國的親近友善，周邊大國感受到中國的開放包容，同時中國要積極協調好周邊國家關系，維護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
開展周邊文化交往交流，在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等多領域開辟合作渠道，落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成果，推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亞洲經典著作互譯和亞洲影視交流合作、打造智庫交流合作網絡、亞洲旅游促進計劃等措施落實生效。
（三）引領全球化發展新方向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走不同于傳統大國“崛起必稱霸”的老路，開辟全球化發展新路徑。
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強大崛起絕不以犧牲他國發展利益為代價，這既是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也源于我們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把握。只有世界和平，中國發展才有良好的外部環境支撐。我們堅決摒棄霸權主義和“零和博弈”思維，堅持以自身發展保衛世界和平，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亞丁灣護航等國際安全事務，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以自身發展惠及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也愿意與世界共享自身發展成果。我們要繼續擴大開放，大幅放寬市場準入、營造一流營商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讓世界共享中國開放型經濟紅利。團結引領廣大發展中國家進步，堅持正確義利觀，義利相兼、義重于利，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人員、智力支持，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分享抗疫經驗，向多國派出醫護救援隊，提供防疫醫療物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中國，將始終是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維護多邊主義框架體系。強大起來的中國決不搞逆全球化的單邊主義、霸凌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我們將堅定不移地維護多邊主義框架體系。中國將在現有的世界秩序框架下推動多邊合作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推動世貿組織改革，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發揮G20、中非合作論壇、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組織的作用，推進“一帶一路”，做強亞投行，塑造各方平等參與的合作平臺；維護國際法的地位和作用，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中國發展得益于現有國際秩序，發展中的中國也將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省政協辦公廳會議處 夏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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