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敏：第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湖北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獲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優秀律師、全國司法行政系統勞動模范、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個人、中央統戰部新的社會階層服務團優秀團員、全國司法行政系統勞動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個人稱號。
莫論妝容粉黛濃，三八齊贊巾幗風。
共商國是奇女子，參政議政顯英雄。
京城楊柳傳春訊，指點江山不輕松。
麗人再唱奮進曲，新征程里亦自榮。
2025年3月8日是第115個國際勞動婦女節，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謝文敏一早就看到人民政協報刊發了采訪她的文章《將婦女權益的“愿望清單”變成“幸福清單”》。之后，祝福短信接踵而至，激動之余，她趁著詩興寫了開頭這首詩。
??文學夢與法治路：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謝文敏一直有個文學夢。1984年填報高考志愿時，她的第一志愿是武漢大學中文系，最終被錄取到湖北財經學院（現在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法專業。
謝文敏本想當名記者或是作家，她很喜歡武漢作家池莉的小說，還有王安憶的傷痕文學。上大學期間，《十月》《收獲》等知名文學雜志總是一上架就被她收入囊中。文學是感性，法律是理性；文學是自由浪漫，法律是嚴謹且邏輯性強。兩個專業相距有點遠，這就不難理解，初入大學的謝文敏為何多次萌生要考武漢大學插班生的想法。
不過，度過最初的迷茫期后，謝文敏還是認真學起了法律。讀過不少哲學書后，她覺得學法律也不錯，而一位老師的“法是統治階級統治意志的體現”更是激發了謝文敏想去探究法的本源是什么、法能做什么、為什么法是統治階級統治意志的體現等問題。就這樣，文學作為愛好暫時被束之高閣，這一“束”就是十幾年。
2020年全國兩會因新冠疫情推遲到5月召開。去北京前，謝文敏等住鄂全國政協委員住在武漢東湖賓館，閑來無事的她看著窗外的東湖美景，憂慮著國家的前途命運，她的文學夢似乎在那一瞬間被喚醒，那一周，她每天都在寫詩。
在謝文敏看來，古詩詞內斂含蓄，更能表達自己的情感。如今，再審視文學和法律，她的思考中有了哲學的韻味：“文學是精神的故鄉，法律是文明的堤岸；法律如嚴謹的十四行詩，以邏輯為韻腳，編織社會秩序的篇章；文學似自由的散文，以情感為筆墨，勾勒人間悲歡的圖景。二者看似殊途，實則都是觀照人性的棱鏡，共享對公平與正義的永恒追問。”
??法援征程：讓法律之光照亮維權之路
1999年，謝文敏從司法系統辭職，開啟了專職律師的職業生涯。一路走來，風風雨雨、摸爬滾打，她辦過大案要案，代理過婚姻家事的糾紛，調解過鄰里糾紛，也維護過被家暴婦女的權益，漸漸地，她在湖北省小有名氣。
十多年前，一起工傷維權案成為謝文敏做公益的起點。
2013年2月，湖北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謝文敏前往湖北省某市辦理一起工傷維權案件。案件當事人是某磷礦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井下作業時因工程車輛側翻導致二級傷殘，高位截癱，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事故發生后，企業僅支付了基本醫藥費，不僅拒絕配合工傷認定，還以“員工違規操作”為由拒不承擔賠償責任。
面對企業的強硬態度和當事人的無助處境，謝文敏先后五次赴當地法院參與調解。通過調取井下作業記錄、走訪現場工友等，最終證實事故系車輛機械故障所致，與企業安全管理不善有直接關系。在確鑿證據面前，法院最終認定這起事故屬于工傷范疇。
案件勝訴后，謝文敏并未止步于判決書的送達。她主動協調當地社保部門，為當事人爭取到包括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按月發放的傷殘津貼在內的全方位補償方案。當時這名工人的家屬有意多要點一次性補助，也就是說一次性給30萬元就行了，但謝文敏從工人身體和生活各方面綜合考慮后，還是勸說他們接受既有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再加上按月發放傷殘津貼2000多元直到去世的方案，這樣能確保傷殘工人獲得長期生活保障。
正是這起案件讓謝文敏深刻認識到基層弱勢群體維權之難，也真切感受到了底層百姓的苦，“當他們遇到困難時，因為不懂法，合法權益很難得到維護；另一方面，即使權益有所保護，也可能會大打折扣。”
自此，她開啟了公益法律援助之路，十多年來先后為農民工欠薪、職業病維權、工傷賠償等各類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
2014年12月，武漢市武昌區武泰閘路口發生了一起嚴重交通事故，一輛大貨車從前往保險公司上班的一女士頭上壓過，現場慘不忍睹。貨車司機堅稱是受害人自己撞到他車輪下的，既不道歉，更拒絕賠償。受害人家屬激憤之下，沖到武漢市某區交警大隊，場面一度失控。
就在矛盾即將升級之際，謝文敏受湖北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介入此案，趕到了現場。
面對劍拔弩張的局面，謝文敏第一時間安撫受害人家屬的情緒，耐心引導他們通過法律途徑理性維權。當天晚上，她到受害人家中探望，看到一歲多的孩子撕心裂肺地喊著“要媽媽”的情景，心里很是難過。她向受害人家屬表示，會全力為他們爭取權益，但一定要依法依規。之后，她主動對接交管部門，在受害人家屬見證下梳理了事故責任認定的細節，確認責任劃分公平公正。在完成了上述工作后，謝文敏又與肇事方及其掛靠單位展開了多輪協商及談判，從法理和人情雙重角度進行溝通交流。
經過近兩個月的不懈努力，謝文敏最終促成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為受害者爭取到了40余萬元的合理賠償。案件圓滿解決后，受害人家屬專程來到律所，向謝文敏送上錦旗，以此表達對她專業能力和職業操守的充分肯定。
賠償金到位后，謝文敏擔心賠償款可能節外生枝、引發新的家庭矛盾，又主動聯系受害者家屬，引導他們將賠償款以孩子名義存入了銀行。
事后，時任武漢市交警大隊副大隊長李聰談到謝文敏時說，“她在處理這個事情上非常專業、非常有耐心，反復宣傳國家政策、法律，才使得雙方當事人能夠握手言和。”
在謝文敏的法律實踐道路上，始終貫穿著對“法律溫度”的深刻理解——當專業判斷遇見人間疾苦，當法律條文碰撞現實困境，她逐漸認識到，既要堅守法律底線，更要觸摸人性溫度；既要維護公平正義，更要修復社會關系。
??履職之責：為生命尊嚴筑牢法治屏障
作為連續履職兩屆的全國政協委員，履職既是見證中國式民主的實踐課堂，更是將法律專業與民生關切深度融合的歷程。
2021年初，謝文敏收到了人民政協報記者發來的兩位無戶口“00后”非婚生子女的材料，希望她談談非婚生子女落戶難問題。這兩位非婚生女孩無法落戶，沒有身份證，無法入學、高考、就業，無法乘坐高鐵、飛機，成為社會的棄兒，她們的遭遇讓謝文敏揪心。
當年2月24日、25日的湖北省婦聯常委會上，當時兼任省婦聯副主席的謝文敏提出了非婚生子女落戶難的問題。討論中，她理解了政府部門處理這個問題的為難之處：非婚生子女不是社會提倡的方向，過多關注擔心造成公眾誤以為政府在鼓勵同居、婚外情等社會不良傾向。面對這個疑慮，謝文敏坦誠回應：“法律保障不等于價值倡導。我們保護的是已存在的生命權，而非評判生育方式。當孩子已經降臨，保障他們的受教育權、健康權就是守護社會文明的底線。非婚生子女是無辜的，不應該來到這個世上卻無法享受憲法賦予人的基本權利。”
2月25日晚9點多謝文敏才回到家，客人小喬（化名）已在家等候她多時了。她也是來尋求解決非婚生子女落戶難題的。4年前，從湖北省某鄉鎮來武漢打工且各自有家庭的一對男女青年，執意要為這份遲來的愛情留下一個結果。于是，薇薇（化名）誕生了。可薇薇出生后不久，父母二人分道揚鑣，回歸了各自家庭。生父將薇薇托付給了親戚小喬，但薇薇一直無法落戶。如今，薇薇已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卻因身份問題無法入園。小喬急得團團轉，她的家庭是再婚家庭，雙方都有孩子，無法通過收養渠道解決薇薇落戶，她不想放棄一手帶大的薇薇，于是前來咨詢能否通過公證方式解決薇薇戶口。
小喬走后，謝文敏無法入睡，打開電腦就撰寫了《關于完善非婚生子女落戶及權益保護的提案》，寫完時，已是凌晨5點48分。
那年全國兩會期間，該提案受到各家媒體的關注，謝文敏也因此上了熱搜，其中一條視頻的點擊量達5000多萬。
后來，多地明確了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同等享有公辦教育資源，要求戶籍與教育系統聯動，禁止“因戶拒學”。如2023年四川省出臺《四川省生育管理登記服務方法》取消生育登記中“已婚”的限制；2024年江蘇省明確非婚生子女落戶所需材料，非婚生子女落戶已不再有往昔困境。
談及此事，謝文敏堅定地說：“履職的價值，在于讓每個生命都能有尊嚴地沐浴法治陽光。”
??參政議政：傾聽群眾聲音，回應社會關切
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是謝文敏長期關注的領域。多年來，她深入各地實地調研考察托幼服務的現狀和問題。
謝文敏在調研中發現，當時盡管全面二孩政策已經放開，但湖北僅有52%已婚女性愿意生育二孩。“高昂的育兒成本、缺失的托育服務和職場歧視是抑制生育意愿的三大主因。”在多個場合她聽到年輕父母的嘆息：“孩子沒人帶，辭職不現實，請保姆不放心。”這句簡單的抱怨背后，折射出我國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的巨大缺口。
2023年，謝文敏在武漢市漢陽區調研時發現，城市僅有不到5%的嬰幼兒能進入正規托育機構，農村地區情況更為嚴峻。在一次社區座談會上，一位二孩媽媽哽咽了：“產假結束后，我跑遍了附近的托育機構，要么收費太高，要么排隊半年。只好讓婆婆來幫忙，老人身體不好，孩子也缺乏科學的早期教育。我實在焦慮，不知道怎么辦為好？”她的困境并非個例。更令人憂心的是，部分私營托育機構因缺乏規范管理，存在安全隱患。某地一家無證托育所發生嬰幼兒摔傷事件后，家長們憤怒又無助：“我們不是不想選正規機構，而是根本找不到！”
為此，謝文敏于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一件《關于加強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提案》，呼吁政府加快構建“普惠、安全、優質”的托育服務網絡。在提案中，她寫道：“建議延長產假至6—12個月并設立強制男性育兒假；國家稅務總局應以家庭為單位評估撫養負擔，并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征稅，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支出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將企業遵守各項女性就業和特殊保護政策的情況，納入企業勞動保障誠信征信系統，對為生育女職工提供特殊保護的企業給予一定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加快建設普惠性托育機構。”
現如今，已有多地政府在普惠托育服務領域不斷探索創新。去基層調研時，謝文敏也感知到了令人驚喜的變化。某街道的普惠托育中心收費僅為市場價的60%，并配備專業育嬰師和營養師；某鄉村通過“老幼共托”模式，讓留守老人和嬰幼兒在互助中共同受益。一位年輕父親告訴謝文敏：“現在孩子有了托育所，我妻子就可以去上班了，家里的經濟壓力小多了。”
“當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安全、溫暖的環境中成長，當年輕父母不再因‘無人帶娃’而焦慮，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實現‘幼有所育、民有所安’。”謝文敏說。
謝文敏深知，政協委員不是“榮譽頭銜”，而是責任在肩，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是把群眾冷暖放在心上，把社會關切帶到會上的具體行為。一件提案從調研到落實，凝聚著多方智慧；一條建議從提出到落地，體現著制度效能。當謝文敏看到提案落地后，新手媽媽可以重返職場、非婚生子女上學不再是難題，她更深切地體會到：參政議政的本質，是讓每個群體的嘆息都能被聽見！
“文學與法律并不違和，二者都反映了社會現實，且推動著社會進步！”謝文敏笑著又寫下了一首新詞——
霧鎖平疇麥浪黃，綠影共浮光。
蝶穿深樹，鶯啼花徑，雨過橫塘。
一夢清淺江堤外，相思隨歌長。
閑聽蛙鼓，漫尋野趣，醉倚斜陽。
相關文章：《將婦女權益的“愿望清單”變成“幸福清單”》（《人民政協報》2025年3月8日17版）
“謝委員，祝您節日快樂！”“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到來之際，全國政協委員、湖北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收到的祝福短信不斷。
“這些都是曾過來咨詢法律問題的姐妹，很開心。”謝文敏笑著告訴記者，“這些短信很多都來不及一一回復，每年的‘三八’婦女節我都是在履職盡責、參政議政的忙忙碌碌中度過，早就習慣了。”
時間回撥到幾天前，在湖北武漢開往北京的高鐵上，謝文敏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采訪。
“不好意思，請再等一下。”手機里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高鐵信號不穩定，但采訪時間并未推遲。“提起婦女姐妹的權益保護和發展，我一定要說說，為她們‘代言’，是我的責任。”作為一名連續履職兩屆的婦聯界全國政協委員，謝文敏在維護婦女兒童權益領域，是出了名的“專業戶”。
從降低生育成本、提升婦女就業質量，到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加強婦女權益保護，謝文敏的提案建議，從未離開過社會中“最柔軟”的那部分群體。無論本職工作還是履職盡責，這始終是她最牽掛的“操心事”。
“30多年前剛做律師時，去農村地區宣傳反家暴，她們中不少人會驚訝，覺得這只是家事。”9年前，謝文敏見證并推動我國反家庭暴力法的出臺，“慢慢地，更多女性開始有意識地尋求法律幫助。”
靜怡（化名）就是這樣一位女性。“永遠忘不了第一次見面時，她閃躲又無助的眼神。”多次上門勸說，謝文敏最終用法律的武器幫助她擺脫了家庭暴力的傷害。“如今，靜怡成了所在單位的中堅力量。對于過去的她而言，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幾乎不可想象。”
“靜怡掙脫‘枷鎖’的故事是不少女性的縮影。”謝文敏說，從反家庭暴力法出臺到婦女權益保障法重新修訂，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治體系不斷完善，“廣大女性有了更多為自己合法權益發聲的底氣。”
從湖北省政協委員到全國政協委員，近20年來，謝文敏和“她們”的故事還有很多。在她看來，“委員履好職，功夫在平時。”
“其實，委員履職可以和本職工作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謝文敏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是湖北省婦聯維權熱線合作單位。多年來，她帶領省內眾多女律師一道，盡心盡力為困境婦女兒童免費提供法律服務，“幫扶也是調研，過程中有很多收獲和思考。”
作為湖北省婦聯原副主席，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等也一直是謝文敏重點關注的問題。“一方面，女性生育和職業發展存在沖突，在職場中易因婚育問題遭受歧視。另一方面，家庭生育和養育成本高，嬰幼兒托育面臨困難，教育、醫療、住房等多方面壓力疊加。”
謝文敏注意到，近年來，隨著“媽媽崗”的大力推行，許多生育后的女性有了更多就業機會，企業也因此拓寬了用工空間、緩解了用工壓力。
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謝文敏建議相關部門從資金、人才培育等方面給予支持，特別是在提高婦女生育意愿方面，要幫助女性平衡家庭與工作、生育與職業發展之間的矛盾。
“相關建議都得到了積極回應。”謝文敏告訴記者，今年年初，湖北省政府工作報告公布了湖北省2025年十大民生項目清單，其中將“紓解生育后顧之憂”放在首要位置，這讓她頗感欣慰。
今年全國兩會，婦女權益保障依舊是謝文敏每次發言中的“高頻詞”。“婦女姐妹們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以及來自她們的感謝與信任，時刻鼓勵著我履職的腳步快一點，再快一點。”謝文敏說，她會繼續用心用情，不斷將婦女權益的“愿望清單”變成“幸福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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