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精神病患者傷人案件層出不窮。例如： 2014年3月6日，河南“武瘋子”朱開志手持鐵鍬打殺了同村3位村民。2015年5月4日，洛川縣城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王某對在餐館門前玩耍的男童無故實施毆打，致使孩子顱骨骨折，身體多處軟組織損傷。2016年9月23日，廣西興業縣發生一起精神病人傷人事件，致4死6傷。2017年2月20日，精神病人胡某在武漢市武昌火車站一個面館內因一元錢的糾紛行兇殺人，將面館老板姚某的頭顱砍掉，手段殘忍，震驚全國。
一、精神病患已成安全隱患
精神病患者危害公共安全已引起社會恐慌。根據衛計委和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我國有精神病患者1億人以上，其中重癥精神病人超過1600萬，相當于每13個人中就有1個精神病患者，每100個精神病患者中就有1個重癥患者。在重癥病人中約10%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有七成未得到有效救治。據統計，每年由精神病人引發的刑事案件達到萬起以上，其中1/3是嚴重暴力案件,這對公眾安全構成極大威脅。不僅如此，精神病患者造成的一些傷害無人買單，受害者苦不堪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些嚴格的規定意味著精神病人承擔的刑事責任分三類：第一種是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第二種是限制刑事責任，第三種與常人等同的刑事責任。同時，精神病人是否要承擔刑事責任，要視精神病司法鑒定的結果而定。正是由于需要司法精神病專業機構來判斷是否需要負刑事責任，為了逃避責任，一些人賄賂鑒定機構，弄一張精神病鑒定書就可逍遙法外，導致精神病成為投機份子的免責牌，嚴重 挑戰“平安中國”建設。
二、多種原因共致問題頻出
關于精神病患者危害公共安全的消息頻繁見諸報端，嚴重降低了公眾的安全感。這個問題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下幾點：
（一）強制醫療規定嚴格且難落實
目前，盡管我國對于精神病人有強制醫療制度，但具體落實起來難度大。例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精神障礙的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實行強制醫療需經診斷結論、病情評估表明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且具有已經發生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具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盡管這一法律規定體現了對人權的尊重，也可以有效防止“被精神病”現象的發生，但是落實起來不容易并且對精神病人的暴力行為進行事后救治也給公眾安全帶來威脅。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規定：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不難看出，依據本條規定，強制醫療的使用必須同時符合三個條件：一是行為人必須實施了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二是行為人必須屬于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三是行為人必須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這種嚴格規定的結果是能被強制醫療的精神病患者數量很少，有很多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療，難免給他人的生命安全帶來隱患。按規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是：由公安機關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檢察院，再由檢察院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由法院作出決定，然后由公安機關執行。但是，法律對公安機關的執行程序、強制醫療的執行地點、執行費用的來源等事項，相關法律都沒有作出具體規定，導致在執行中無章可循。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規定，“對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應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但是到底何時才是“必要的時候”，法律并沒有明確解釋。
（二）精神衛生醫療條件有限
有專家說“在重癥精神疾病患者當中，如果不住院進行系統治療，20%的病人可能會肇事肇禍，30%的病人可能致殘。可是，我國只有很少一部分需要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治療，超過90%的病人不能享受到有效治療，這主要是受制于精神衛生醫療條件。當前，我國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全國只有精神衛生專業機構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萬張，平均1.71張/萬人口（全球平均4.36張/萬人口），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平均1.49名/10萬人口（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國家平均2.03名/10萬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級和地市級城市，精神障礙社區康復體系尚未建立。《精神衛生法》實施以來，縣市基本上已經設置了精神衛生康復機構，但還未發揮應有的職能。我國開設精神類護理專業的院校非常少，為數不多的畢業生中又有不少人因為社會壓力而轉行。顯然，注冊精神科醫師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收治床位數與患者人數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精神衛生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衡，基層精神醫療衛生機構極度缺乏，這些短板已經嚴重制約精神病患者的治療,致使我國距離“瘋有所控”的目標還很遠。
（三）醫療費用成為攔路虎
據專家介紹，精神疾病應該早發現早治療，如果后期治療及時并按時服藥，病情可以得到控制甚至康復。然而，現實生活中，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時而持續性的治療，病情反反復復，最終釀成悲劇。精神病患者“病無所醫”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醫療費不堪重負。按平均水平，精神病人住院治療每月需花費5000元左右，即使醫療保險能報銷一部分，但由于此類疾病需要長期服藥甚至終生服藥，許多家庭都被拖垮，在大多數地方沒有將精神疾病納入大病救助范圍的情況下，在針對精神病患者的社會救助相對于治療費用來說是杯水車薪的情況下，有的家庭把病人送到醫院還沒有交費就悄悄離開，有的病人可以出院了卻找不到家人辦理出院手續，諸如此類的現象屢見不鮮。至于那些被強制入院治療的病人，費用來源問題沒有具體規定，加上患者不是被親屬而是被相關部門工作人員送來的，既沒有財政配套也沒有家人繳費，這給醫療機構帶來很大壓力，致使有的醫院不得不以床位不夠為由拒絕病人入院。再者，精神疾病的一個療程就需要3個月，病程長且復發率在85%以上，有的病人經過多次住院治療仍然不能痊愈，家人難免喪失耐心和信心，一旦出現經濟困難，就會中途放棄治療。沒有錢治療，就只能留在家里，有的“用鐵鏈拴”，有的“用鐵門關”，有的任其到處游蕩,犯罪風險必然因此增加。
(四) 患者監管制度不完善
在我國現有的相關法律規定中，精神病患者的管理都是遵循以親屬監護為主的原則，如今這種以“家庭為主、政府為輔”的管理模式面臨很多困難，難以對患者實施有效監管。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許多患者在被確診之后，有的家屬因為擔心患者遭受社會歧視而選擇隱瞞病情，有的不送其到專科醫院而代之以“土辦法”治療，有的因擔心藥物副作用而不遵醫囑，不按時服藥，導致病情延誤。二是根據刑法規定，對精神病人的監護不僅僅是監護人的責任，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患者所在單位等也負有一定責任。可在具體實踐中，精神病患者犯罪的不確定性決定其親屬本身也是受害者，對于親屬而言，自身安全都無力自保，還談何監護？單位缺乏承擔監護責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保障，何況許多病人根本沒有工作單位；基層社區也只能通過宣傳告知、走訪摸底等方式收集轄區精神病患者信息，然后按照殘聯要求為患者提供服藥、住院補貼，僅此而已，可患者不僅需要物質上的幫助，還需要專業醫護人員的專業性疏導。三是《精神衛生法》雖然規定監護人、有關單位應協助管理精神病患者，但并沒有說明不協助會承擔什么后果。同時，根據規定，“精神障礙患者的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自愿住院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可以隨時要求出院”，盡管這些規定是出于對患者人權的保障，可是如果該治療而不治療，或者病沒治好就放棄了，這實際上是讓病人處于無人監管狀態。四是不少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即使被判刑，可服刑完畢后，大多數沒有被送到指定的醫療機構接受治療，而是重新回歸社會，致使精神病患者繼續危害社會的現象不減反增。 顯然，由于監管制度不完善，相當一部分精神病人“散落民間”、處于監管“真空”，已成為社會之痛。
三、四大舉措破解社會難題
精神病人傷人的暴力行為具有突發性、不可預見性和慘烈性，侵害目標具有不確定性，被公眾視為“不定時炸彈”。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監管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從法制、體制、機制上，依靠政府、單位、社區、家庭多種力量，做好預防、救治、懲處等工作，才能有望破解難題。
（一）出臺精神衛生法細則
《精神衛生法》的出臺，有助于發展精神衛生事業、規范精神衛生服務、解決“被精神病”問題，但并沒有對病人的治療和康復費用問題、監護人不配合住院問題、貧困家庭病人的救助問題、單位和社區不履行監管責任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為了維護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權益和減少安全隱患，有必要出臺《精神衛生法細則》，并著重解決好五方面問題：一是建立精神病患者統一檔案，實現社區、醫院、殘聯、民政和公安等相關部門的信息互通。二是對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實行免費強制治療，由國家財政支付治療費用，緩解患者家庭的經濟壓力。三是將重癥精神病患者的強制治療確定為監護人和醫院的法定義務，監護人和醫院在患者治愈前不得辦理出院手續，否則需承擔法律責任。四是明確社會救助的標準、范圍、職能部門。五是培育壯大精神衛生專業人才隊伍，包括支持精神衛生科研，鼓勵與國外醫療機構和科研機構開展學術交流并引進有效治療方法；提高精神科醫務人員待遇，改善其工作、生活條件；鼓勵高校開設精神衛生專業，培養專業人才，等等。
（二）編制政府兜底的防治網絡
要解決精神病患傷人問題，除從法律上保障有法可依之外，最主要的是預防和救治，通過防治把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為此，第一，要注重心理衛生知識宣傳。現在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每個人都有壓力，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心理障礙，但是面對面地接受心理疏導還是有一定顧慮，因而可以借助廣播和網絡設立心理咨詢平臺，滿足群眾“非面對面”的心理咨詢需求。同時，大力宣傳心理衛生知識，讓公眾認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精神病人的危害性。第二，建立全國性精神病人信息庫。據統計，2015年底，我國登記在冊的重癥精神病人有429.7萬人，2016年底這個數字就變成了510萬，這說明有很多精神病患者游離在管控系統之外。要做好預防工作，就必須摸清底數，從社區到鄉鎮再到縣市，層層做好隨訪、評估、建檔、跟蹤等工作并將數據錄入國家精神病人信息庫，對精神病人實施全面篩查和管理，及時發現暴力傾向，進而向監護人或相關部門提出收治建議，從源頭上減少犯罪風險。第三，完善對精神病患者的社會救助。國家應該增加對精神病患者的救助投入，承擔起精神病人的供養責任，為患者提供醫保、大病救助、免費或低費用藥及其它生活保障。各級政府應該動員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等多種力量對精神病患者進行救助，建立一批集治療、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為一體的供養服務機構。
(三)制定科學合理的懲處措施
公眾對與精神病人有關的犯罪非常恐懼，原因是“真有病的”要么不承擔責任，要么承擔不起責任; “沒有病的”還有可能為了逃脫罪責而鉆孔子“無病裝病”，讓受害者維權無門，只能自認倒霉。這不僅對受害者不公，還有可能讓精神病司法鑒定成為“殺人執照”。為了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和減少故意犯罪，必須制定科學合理的懲處措施。一要提升司法鑒定的科學性、真實性、公信力，該追責的要精準追責。二要追究失職監護人的責任。因為《精神衛生法》規定，醫療機構出具的診斷結論表明精神障礙患者應當住院治療而其監護人拒絕，致使患者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的，或者患者有其他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情形的，其監護人依法承擔民事責任。三要依法追究有賠償能力肇事者的責任。因為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2條規定，“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四要追究地方政府部門的連帶責任。為了維護受害人的正當權益，國家應制定政策，保障受害人在精神病患者和監護人均無力賠償時，有向患者戶籍所在地或居住證所在地的民政部門申請賠償金的權利。
（四）建立多部門合作治理機制
防止精神病患者危害公共安全，不能全靠衛生部門或者家庭“單兵作戰”，國家應當把精神病患者的管理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并形成公安、民政、衛生、殘聯等部門齊抓共管的合作治理機制。衛生部門，負責衛生宣傳教育和精神疾病的治療，努力提高防治水平；與民政部門合作建立醫療援助中心，為經濟困難患者提供貸款等幫助。公安部門，做好精神病患者的排查及管理工作，對重癥精神病患者執行強制性治療；協同民政部門、村（居）委會，對轄區患者進行摸底、建檔、跟蹤管理；基層派出所應與社區加強聯系，建立以社區為依托的監控網絡，及早發現征兆并督促監護人履責。民政部門，負責為貧困患者提供義務救助，與保險部門協調解決患者的康復、治療費用。殘聯，積極開展精神病人服務需求專項調查，對符合辦證條件的免費辦理《殘疾人證》，使其享受到相關救助。開展精神病患者免費服藥醫療救助和住院救助工作。在患者康復治療過程中，給予指導與跟蹤服務。與公安、民政、衛生等部門建立精神病患者信息溝通與共享機制。借助“全國助殘日”、“精神衛生日”開展宣傳活動，努力營造社會各界關愛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的氛圍。
（覃國慈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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